感恩的名人故事

时间:2017-09-19 19:34:17 名人故事 我要投稿

有关感恩的名人故事

  如果你还没有学会感恩,那么试着去多爱别人一点,慢慢的慢慢的,你就会发现,其实感恩很简单,很美好。下面是有关感恩的名人故事,请参考!

有关感恩的名人故事

  关于感恩的名人故事一

  郭德纲这两年官司缠身,他被诉诽谤杨志刚一案在北京市一中院终审宣判,法院驳回了杨志刚的上诉,裁定维持郭德纲无罪的判决。郭德纲与杨志刚的官司始于前年,起因还是口舌,且是师徒之争,无论最后结果如何,这都不是一件体面的事。

  记者问他,“有些官司直接关系到老百姓,比如您代言的保健品出现问题,这是不是一件可怕的事情?”保健品广告的事发确实对郭德纲个人的公信力有所打击,据称,当时决定提出诉讼的老先生也是位“相声迷”,面对法庭外聚集的各色记者,他说出一句颇具意味的话:打官司不是为了别的,而是为了给郭德纲提个醒。

  自德云社出世以来,是非不断,有陷于诉讼或者旧案,更多乃囿于内斗。德纲感叹道:相声门内之复杂,实为外界难以想象。日前,郭冬临拜师一事,令各位可见复杂之一斑。2007年11月中旬,一条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谣言出炉:相声圈和曲艺界众多演员都收到一条群发的邀请短信。短信宣布12月1日在五洲大酒店,小品演员郭冬临将正式拜郭德纲为师,欢迎大家光临,落款“徐德亮(郭德纲爱徒)”。当事三方接受采访时均予以否认,郭德纲和郭冬临称此消息纯属捏造,徐德亮怒斥冒名者在挑拨德云社的内部关系。面对谣传,郭德纲不见激愤:“曾经有一个短信点名大骂中国相声界,一个不落地挨个儿骂,最后说:相声界只有郭德纲最了不起——这就是赤裸裸的挑拨离间!”若干次造谣最后都不了了之,只有一次,通过有关部门追查到短信始作俑者,寒心的是,竟是一位外地相声演员。

  众所周知,侯耀文是郭德纲的师父,两人的关系可谓情同父子,恩师的离去对郭德纲触动很大,他再次向记者追忆起侯耀文去世前两人的一次秉烛长谈:师父在那天向郭德纲讲述了自己的一生,包括欢乐和悲哀,交织着辛苦,这些辛苦外人根本无法想象。那晚,他们谈了很多,包括侯大师对很多圈内人的`真实评价——有些内容郭德纲表示要“烂在肚子里”,让这次谈话成为别人心目中永远的谜。

  “无法理解的是,恩师去世成为了某些人作秀的机会,就像要上春晚似的,跳到了传媒面前,高声呼喊着:相声的出路在何方……以此维持出镜频率。我不会做这些事,我感到悲伤,更多是因为私交,而非什么任重道远的相声前途。”郭德纲看着记者缓缓说到。他确实是一个口无遮拦的人,就像他说的这些“遭人恨”的话。

  两年,妒嫉郭德纲的同辈中人肯定不在少数,也有咬牙回到剧场,试图拷贝郭德纲的成功模式,自己红火一把的——奇怪的是,这些努力往往半途而废,以至于两年多过去了,观众回头一看:怎么别人还不追上来呢?

  关于感恩的名人故事二

  梅兰芳能成为京剧大师,除了自身的天赋和努力之外,他的背后还有个特殊的智囊团。成员多是京城名流,因为酷爱京剧,自发组织起来,为他出谋划策、创作剧本、联系演出,出钱出力,事无巨细,几乎无所不包。这些人都是梅兰芳的超级“粉丝”,因此被形象地称为“梅党”。

  李宣倜便是“梅党”中人。清末时他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回国后任三品御前侍卫,人称“三爷”。梅兰芳出身贫寒,幼年丧父,跟随祖母生活。他自幼入科班学艺,10岁起登台演出,自此崭露头角。李宣倜对梅兰芳极为赏识,帮他修改过不少唱词,还接济过梅家,两个人由此结下了一世情缘。

  梅兰芳15岁那年,不幸染上了白喉病,仍每日带病坚持演出。当时的医疗水平可想而知,若治疗不及时,白喉病会危及生命。李宣倜得知情况后,不由得心急如焚,马上跑去梅家,找到梅兰芳的祖母质问:“小孩都病得这么重了,干吗还让他登台演出,,这不是要孩子的命吗?”祖母顿时泪下,叹息道:“三爷,您有所不知,我们全家都靠这孩子每天唱戏赚的8吊钱来养活。他一天不唱,一家人就揭不开锅,我也是迫不得已啊!”李宣倜当即吩咐:“那好,从明天起,你每天派人到我家去取8吊钱来,马上送孩子去治病,治好了为止。”

  对于贫病交加的梅家而言,这无异于雪中送炭,梅兰芳的祖母大为感激,果然每天到李家去取8吊钱。全家的生活来源有了保障,梅兰芳就不必再去演出,每天待在家里安心养病。40天后,梅兰芳病情痊愈,重新登台。李宣倜接济梅家,完全是出于爱才心切,以他当时的显赫地位,自然没把这300多吊钱放在心上,但梅兰芳却对此番恩情终生不忘!

  岁月沉浮,人生的际遇总是很难捉摸,更何况是在乱世之中。两人在晚清时结识,经历了清朝覆灭、民国建立,后来抗日战争爆发,梅兰芳蓄须明志,拒绝与日本人合作,李宣倜却在汪伪“南京国民政府”任职。抗战胜利后,梅兰芳名满天下时,李宣倜已沦为“汉奸”,妻离子散,穷困潦倒。他蜗居在上海的一间小公寓里,无依无靠,晚景凄凉。富贵时的朋友早已消散,别人对他唯恐避之不及,但梅兰芳从不避嫌,不光每月资助他200元生活费,还经常派上海的弟子去陪他聊天解闷。梅兰芳每次到上海演出,必先把李宣倜接来吃饭,依然毕恭毕敬,喊一声“三爷”。

  1961年,李宣倜病重,弥留之际,梅兰芳侍奉床前,紧握住他干枯的双手,动情地说道:“三爷,您放心,身后之事,我一人承担。”老人闻言,潸然泪下,不久之后安然辞世。他生前是“汉奸”,几乎没有朋友,身边也没有亲人,全部后事均由梅兰芳亲力亲为,操办妥当。两个月后,梅兰芳也溘然长世。

  后来,篆刻大师陈巨来在回忆录中提起此事,感叹“苟梅先死二月,则李尸臭矣!”陈巨来和梅兰芳、李宣倜是同时代的人,与两位当事人都有过交往,算是这段往事的见证人。他的话也许过于直白,却更让人对这段情义升起敬重。

  梅李二人的情分,因赏识而起,以报恩而终,有始有终,像极了戏文里的故事,颇有些人生如戏的味道。李宣倜当年给梅家每天8吊钱时,断然想不到日后之事,而梅兰芳却始终谨记在心,用一生来回报。民国是大师辈出的时代,却独有“梅党”,足可见梅兰芳的魅力所在。他留给世人的,不只是灿烂夺目的艺术,还有熠熠生辉的品格。

  关于感恩的名人故事三

  1936年1月27日,母亲在美国亚柏尔大学医院生下了我。本来,母亲王隽英当时只是陪父亲丁观海到美国进行学术访问,没想到我提早来到人间。根据美国法律的规定,凡是在美国国土上出生的婴儿,不论他父母的种族、国籍,都能自动取得美国国籍,所以我也不例外。这完全是意料之外的事情。

  母亲当时刚获得儿童心理学硕士学位,父亲是研究土木工程的,他们都有着良好的家庭教育基础。父亲的家族在山东日照市涛雒镇,是远近闻名的书香世家,我的祖父肄业于上海复旦大学,母亲则是那个时代极为少见的女知识分子。母亲与父亲青梅竹马,两人都在美国密歇根大学读研究生,可谓志同道合、比翼齐飞。

  生下我两个月后,父母就带着我回到中国,他们希望用自己的所学为祖国效力。没想到,“七七事变”爆发,他们就带着我开始了颠沛流离的逃难生活。从青岛到南京,又到安徽芜湖,再到上海、武汉,最后到达重庆,父亲联系到重庆大学的工作,母亲也受聘于西南教育学院,全家终于安顿下来。

  在迁徙与不安中,我长到了7岁,进入重庆的一所小学就读。由于当时战火弥漫,我的学习受到了很大的影响。第一天上学,空袭的警报就响了,当天的学习就这样“流产”了。后来的学习也时断时续,一个月上不了几天课。父母决定让我待在家里,他们自己来教我。白天,父母在大学里教书,就让我在家复习功课、做作业;晚上回家后,他们检查我的作业,然后教我新的功课。

  母亲是儿童心理学的教授,她很善于把握我的心理,可以说,我小学所受的教育,多半来自于母亲。虽然她教给我知识,但是从不要求我去考100分,因为她明白100分对于一个孩子来说没有什么意义,而培养孩子学习的兴趣和对未知世界的探索精神才是关键。这一点,对我以后的学习和研究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若干年以后,有人问起我对战争的感想,我总是风趣地说:“它的好处是,我可以不必上学了。”抗战胜利后,我们一家回到青岛,父亲把我送到德国修女办的一所非常严格的天主教学校上课。因为此前我从没受过正规教育,所以我的学习遇到了很大的困难。非常感激的是,我的父母从来没有责怪我,反而常常带我去听京剧、看电影。

  在以后的几十年中,我在科学研究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就,可惜母亲很早就去世了,没有看到我的成功。父亲很高兴地参加了我的诺贝尔奖受奖典礼。那是1976年10月21日,我在纽约的机场给父亲打长途电话,告诉他获奖的消息,还提出让他和我一同前往瑞典。父亲在电话里激动不已,却推托说:“得花不少的旅费,我就不去了吧。”我立即劝道:“旅费由我来解决,只要您能去,我就高兴了。”父亲终于答应了。我知道,搞科研的人,该多么向往诺贝尔奖的颁奖典礼啊!

  总之,我很感激我的父母,是他们把我引进了科学的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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