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田山花袋《棉被》看日本私小说私的成因论文
摘要：“私小说”是日本文学中最独特的小说样式，它直接反映出20世纪日本的社会特征、文化、民众心理。解读私小说的密钥是挖掘其形成“私”的空间的根源。以私小说的开山之作《棉被》为切入点，分析其“私”的社会、人文成因，皆在为进一步探究这种独特的文体寻求幽邃的路径。
关键词：私小说；《棉被》；自白
所谓“私小说”，并非日本近代文学中某一个时期的某一个特定流派，而是涵盖整个日本近代文学的一种独特的小说样式，它的作者包括不同时期、不同流派的众多小说家。大正年间（1912—1926）著名作家久米正雄曾说：“现在，几乎所有的日本作家都在写‘私小说’。”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研究者们回首近代文学的全过程，更明确地发现：“在现代日本作家中，无人没有写过私小说。”可以说，“私小说”的精神与方法浸透了整个日本近代文学史。在众多作品中田山花袋的《棉被》被称为私小说的开山之作。本文以《棉被》为切入点，从“动荡曲折的创作背景”、“撕裂自己的创作心理”、“自白形式的创作笔法”三个方面分析私小说“私”的领域的成因。
一、解读田山花袋《棉被》
田山花袋（1871—1930）日本小说家。1886年迁居东京，开始涉猎西欧文学。20世纪初，自然主义文学兴起，从此转向自然主义文学创作，他写作不要技巧，只作客观、露骨的描写。1905年作为从军记者，参加了日俄战争。1907年中篇小说《棉被》问世，被称为私小说的开山之作。
“《棉被》中的男主人公时雄厌倦与妻子的生活，对女弟子芳子产生了爱恋之情，并在想象中把其作为自己真的情人。芳子的发香、笑容、眼神充斥着时雄的生活，一次次产生性欲的冲动，但又囿于传统，只好强压自己心头的爱欲。当芳子有了年龄相当的男友时，他因无法占有芳子而居然让她的父亲把其接走以此来拆散芳子与男友。在芳子离开之后，时雄盖上芳子的棉被，埋头闻着芳子棉被上的余香，肆意地哭泣发泄。”
“作者在1905年出征之前，结识了冈山县的冈田美知代。这位少女爱读花袋的作品，经常致书作者表示仰慕与爱戴。对夫妻生活早有倦意的花袋对美知代抱有特殊的好感，随即信来信往，终于陷入热恋之中而不能自拔。”
田山花袋将自己和美知代的交往忠实地写入《棉被》，表达了“我”对自己的女学生深深的爱恋之情。作者能够将自己经历的事情进行客观地描述，完全由于他坦然的创作心境，田山花袋在《小说做法》一文中曾经谈到《棉被》的写作动机，他说：“我的《棉被》与作者没有任何考虑。既不是忏悔，也不是故意选择那种丑事而写下来。只不过把自己在人生中经历的某种事实展现在读者面前罢了。”
这虽有悖于社会的“伦理道德”，被很多人指为“不伦之恋”，但作者仍将自己生活中渴望激情、不能给予却又不想放手的心理暴露出来，主人公“我”坦言“真是混账！在恋爱上为啥要讲什么‘师生有别’呢？”恰恰是这种能够无所顾忌地展现真实的自己，反抗社会伦理束缚，追求真爱的行为，引起了很多渴望追求自由恋爱的读者的共鸣。这种勇于撕裂自己的心理，成为《棉被》真实性的保障，也由此为文学家的创作提供了新的心理基础。
为了让读者更好地走进主人公“时雄”，作者以第一人称的形式直接描写了“时雄”的心理想法：在得知芳子有了年龄相当的男友并与其幽会的时候，时雄喝醉后跑到芳子住处附近徘徊，他在心中反复叫喊着：“矛盾也好，什么也好，都是没有办法的。矛盾，没有节操，这都是事实，是无可奈何。事实！事实！”他还曾扪心自问，“小鸟儿只能和小鸟儿相配。自己已经没有美丽的羽毛，引不来那些小鸟儿了。”其后，当芳子提出要脱离他的监护和自己的男友生活在一起的`时候，时雄觉得有一种可怕的力量压迫着自己的心胸。芳子既是他平凡生活中的花朵，也是精神上的食粮。一旦离开，自己又不得不再回到过去那种荒凉孤寂的平凡生活中，于是一种厌世情绪猛烈地向他的心胸袭来，他不平、嫉妒，他给芳子的父亲写信让其接芳子回去，他宁可让自己心爱的人离开自己回家，也不允许另一个男人陪伴在心爱的人身旁，即使自己什么都不能给予……
在这部作品中作者刻意追求细腻的心理描写，以一种自我表白的方式对人的本能欲望做了毫无遮掩的揭露，不用借助他人之口却使整个人物有血有肉，但也使整个人物都处在一个自我封闭的空间之中。所以，《棉被》主旨并非探究日本知识分子的现实生活，而是对个人精神领域的探究，它真实地再现了那种“努力趋向于个人生活的实际感受与心境”的现象。
《棉被》在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下，竟自问世以来成为很多作家竞相模仿的对象，一时之间私小说成为文学发展的主流，而《棉被》之所以构建了“私”的领域，其主要原因是作家具有撕裂自己的创作心理和自我表白式的创作笔法，这些也体现了整个私小说“私”的领域的成因。
二、私小说“私”的领域的成因
（一）动荡曲折的创作背景
1.社会历史背景
从1882年开始，日本的自由民权运动与群众斗争相结合，掀起了一系列农民斗争，至1885年达到了高潮。在阶级矛盾激化的背景之下，明治政府颁布保安条例，加紧镇压自由民权运动。在这种社会和政治情势下，新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追求的民主、自由、美好等一切理想都破灭了。他们摒弃了旧的信仰，又未能建立起新的信仰，丧失判断善恶美丑的标准，于是怀疑一切，便彷徨在虚无和绝望之中，企图寻求一种方式来暴露他们这种“幻灭的悲哀”和“现实的痛苦”，以期以弱者的身份获得一种强者的“权力意志”。于是，一些作家把笔触转向对个人内心境界的探求，实质是在个人的小天地里寻求逃离现实的快感。
2.文学发展背景
日本的自然主义没有继承左拉的科学主义，而是专注于自己周围的生活事实，重视人的“自然”属性，试图从人的肉体、生理的侧面来剔取把握人生的真实。这种文学倾向显然有助于促进以往被压抑的“性欲的解放”，通过活生生的现实生活唤起人们对“真实”的兴趣并体会“真实”的喜悦，以扭转旧的人生观及审美观。在这种文学倾向性的引领之下，文学家们开始凝视自己周边的现实，排除虚构，通过极其日常性的生活场景，客观记叙自己的心理、行为，真挚而诚实地进行告白，于是，“私小说”这一文学样式应运而生。私小说通过对个人生活经历的描写，抒发作者对社会生活、对时代的看法。小说中的人物往往沉溺于个人的日常生活、心理和心境之中，形成个人的“私”的领域，通过自白的形式客观地表现自己的私生活，来显示作品强烈的真实性。按久米正雄的说法，“私小说就是作者把自己直截了当地暴露出来的小说。”
日本著名作家葛西善藏、宇野浩二、志贺直哉等，也都在这样的社会背景和文学发展大潮中，把夫妻吵架、儿女私情等油盐酱醋之类的生活琐事写进了小说。
（二）撕裂自己的创作心理
文学作品是客观现实生活在作家头脑中反映的产物，是作家审美意识语符化的结果。在文学创作过程中，作家首先面对的是现实生活，如何把这些现实生活按照自己的审美意识转变为语言符号化的艺术形象，是作家在创作过程中所要秉承的原则，因此我们所看到的大部分文学作品都是被作家理想化的。也正因为这种理想化，使文学作品中的人物服务于作者，“幸福时放大幸福，痛苦时夸大痛苦”。
私小说的作家则在这个创作过程中具有严于解剖自己，忠于真实自己的精神，始终把自己封锁在真实“自我”的圈子中。他们的写作全都为了说心里话，为了揭露，为了控诉，甚至有些作品成为了作家的自传。他们的创作心理往往是苦闷的、抑郁的，然而在这种苦闷和抑郁不断扩大的时候，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将眼泪、呻吟、叫号、挣扎撕扯开来，直至伤痕累累。他们旨在撕裂自己后，把自己赤裸裸地展现在读者的面前，也正是这种勇于撕裂自己的创作心理，使得私小说作家的作品更触动人心，更能唤起读者对自己真实生活的客观审视。
被称为“天生的自然派”的德田秋声（1871—1943），一贯描写庶民的心，留下了一连串的珠玉珍品。其中，中篇小说《霉》中的主人公原型取自秋声的夫人小泽滨，秋声以其独自的冷澈笔致，描述了在一种相对沉闷的气氛中，人物琐碎而烦躁不安的家庭生活，细致刻画了夫妻之间的“隐私”，和长期夫妻生活中由于过于熟悉而不愿沟通导致的情感压抑和苦涩，正是因为这部作品客观地记录了自己的生活，没有任何遮掩与装饰，使作者第一次借助作品反思自己，第一次听到了自己对苦涩生活发出的声声叹息及企图背叛而加速的心跳声。真实的婚姻生活所发出的无奈的感叹引起了无数读者的共鸣。
葛西善藏1918年问世的短篇《带着孩子》，近松秋江（1876—1944）1910年的《给别妻的信》、1922年的《黑发》等作品中作家都秉承“写自己，呈现自己，解剖自己”的宗旨，在整个创作过程中始终如一，这是一种鲜有的创作心境。
（三）自白形式的创作笔法
私小说之所以构造了完全属于作者的“私”的封闭空间，除了具有撕裂自我的创作心理之外，还依赖于自白形式的创作笔法。所谓“自白”是指自己说明、表白自己。自白形式源起于自然主义创作方法，但它又不同于自然主义创作方法。
自然主义崇尚单纯地描摹自然，着重对现实生活的表面现象作记录式的写照，而在整个记录过程中对描写的人和事采取无动于衷的态度。如左拉所说的：“我看见什么，我说出来，我一句一句地记下来，仅限于此；道德教训，我留给道德家去做。”而自白形式则是使一些原来“深藏”在内心中的无法窥见的隐秘成为一种可视性的东西，将“不存在—存在”的历史生产转化为“不可视—可视”的历史叙述。它不仅仅是对有目共睹的事物进行客观地描述、记叙，更主要的是在其中加入了对自己内心、精神世界的客观揭示，是作者不揭示没有人会知道的个人隐私的全面披露，是一种自我揭示，其围绕的中心是某种特定的精神。简而言之，“私小说”内容的真实性只有作者自己才清楚。正如“私小说”的捍卫者久米正雄所说：“说到以往所形成的感想，还是自己写自己的‘私小说’最有安身立命之感。他人写他人的‘私小说’的时候，当然首先要判定其真伪，只有断定其具有真实性的场合，才值得信赖，值得一读。”
自白形式强调了表达思想的必要性，它把表达思想当成一个检查、了解自我的途径，旨在保障个体能够真实地面对自己、展示自己。简单地说，私小说作家自白的不是丑陋的“事”而是丑陋的“心”，而这种“丑陋的心”也只有通过自白的形式才可能得以体现。
例如志贺直哉（其文学创作跨越了明治、大正、昭和三个时代，他的“私小说”受到极高评价）的短篇小说《在城崎》（1917）：主人公“我”从电车上跳车受了伤，来到城崎温泉疗养。一天早晨，发现一只蜜蜂死去了，可从中感受到的却是一种静谧和安详。又一天上午，看到一只被人用竹签扎伤后扔到河里的大老鼠，四肢乱蹬，拼命挣扎，想得到一条生路，于是“我”想，自己也应该像老鼠这样坚韧地执著于生存才行。傍晚，在散步的途中偶尔发现一只蝾螈，“我”好奇地投过去一块小石头，不巧偏偏砸死了它。“我”顿时感到一种“活着的生物的寂寞和悲哀”，再想想自己负伤却免于一死，不禁感慨“生和死原本并不是两极的东西”。综观作者的经历，在城崎的一段体验是其人生的重大转折点，作者正是以自白的形式，把自己观察小动物的死而产生的心理变化赤裸裸地展现出来——深感在大自然的面前，人与动物只是等质的存在而已。像龙井孝作的《虫子种种》、尾崎一郎的《赤蛙》，也都是此类小说中的代表作。
中篇小说《耽溺》是岩野泡鸣（1873—1920）的重要作品。泡鸣曾明言，这篇小说是原封不动地写了自己的实际经历。这部以作者的体验为素材的小说，发表于1909年。主人公田村义雄到国府津去写脚本，与“女艺者”吉弥相识，想把她培养成一个女演员。很快地，义雄迷恋上了吉弥，又知道她已经有了男友。不顾妻室、荒唐放荡的义雄虽偶有反省，但又想“堕落、荒废、倦怠、疲劳——我干脆把在颓废中的放浪当做自己的自豪吧”。为了给吉弥赎身，义雄回到东京，把妻子的衣服送进当铺，换了钱寄到国府津。后来，回到浅草娘家的吉弥被发现患上了梅毒。义雄又一次痛感“倦怠和烦闷”，但为了寻求更强烈的刺激，他还是冷酷地抛弃了吉弥。整个小说充满了颓废、放荡而又无奈、凄凉的情调。在这一点上，他与花袋是一样的。
私小说能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学样式发展、兴盛，除了当时的社会背景影响之外，更重要的就是作家们具有敢于正视自己的心理和敢于解剖自己的勇气。“小说是一种精神性的自然，无论是对善恶还是对美丑，规定这个能写、那个不能写，都是没有道理的。小说家的任务不过是像读者用自己的感官接触自然界的现象一样，细致明了地描写作品中的现象而已。”在这样一种心理引领下，自白式的创作笔法成为私小说创作的基础，自白的形式更易于作家直接面向自己，也增加了读者对私小说真实性的认可。
“私小说”这一概念刚刚出现时，明显地带有嘲讽批评的意味。当时有人揶揄地评价说：“私小说”无非是“翻来覆去地摆弄那点微不足道的日常生活，借小说公开出来而已”。
发展之中，“私小说”带给作者广阔的反思空间和展示空间，也提供给作家“自白式”的创作方式，“私小说”影响了一代代作家、读者，也由此构成了日本近代文学史上的独特现象和思潮。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学样式，私小说的复杂性和存在感使它的历史成为一部论争不休的历史，也使其具有了顽强的生命力，这也可说是文学史上不多见的现象。
参考文献：
[1]魏大海.私小说[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2.
[2]田山花代.棉被[M].朴今花，译.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07.
[3]久米正雄．私小说和心境小说[M]．东京：文芸春秋社，1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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