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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妈当媒散文外一篇
一、给妈当媒 母亲生下我们8个孩子，大哥、二哥都成家立业后，父亲去世了，抚养6个子女的责任全在母亲身上。于是乎村里的长舌妇就叹母亲“命硬”。母亲不听闲言碎语，一心拉扯我们。
如今，姊妹中最小的我也为人父了。母亲本应安享天伦之乐，但我们都在外地工作，回家探望的时间很少，她就显得更寂寞。
母亲独守着空空的几间大瓦房，苦盼着逢年过节我们回家。她佝偻的身影在我脑海里抹不去，要是半夜生病，谁送她上医院，谁给她倒水服药？我越想越担心，我突发奇想：当今提倡“夕阳红”、“黄昏恋”，何不给她找个老伴？俗话说得好“少时夫妻老时伴”，对，就这样办，我为自己的想法有些得意。从此以后，便有意寻找目标，经常到老年人活动的场所去。我择“父”的标准是：身板硬朗、感情细腻、有体贴之心。我把这想法告诉爱人，希望得到支持。她听完，傻了似的看着我说：“你疯了，是在发高烧呢，还是犯神经病？”我仍按计划进行，其间也回妈家去过几趟，隐晦地向母亲透露这种意思。不知是不懂还是装糊涂，她始终没有任何反应，后来，打听到一位同事的父亲，正符合我的择“父”标准，便试探性地找同事问。机灵的同事猜出了我的意思，朗声笑道：“高，实在是高，高家庄的高！”于是我们郑重其事地商量如何安排二位老人会面的时间、地点和场合。话越说越投机，好像已经他父即我父，我母即他母了。
说起容易做起难，做母亲的思想工作并不容易，尽管我一再强调当子女的是如何希望她真正快乐幸福，我们如何的忙，确实没闲暇照顾她，以及社会舆论的支持，将来的“父亲”一定会善待她等等。让她理解这是我们的一番好心，而不是在推卸赡养义务。最后，搬来哥哥、姐姐们，她才点头答应。
我和同事为两个老人操办了婚礼，再婚后的母亲总是笑不够，唠叨“父亲”的过分体贴，“父亲”又受着母亲全方位的照顾，也乐得合不上嘴。同事让他的孩子称呼我“姑姑”，我则叫孩子称呼他“舅舅”，不知内情的人还以为我们之间是直接的血缘关系呢。周末里，一大家子人的笑声几乎要把屋顶掀翻呢！
二、贤妻 妻下岗了，闲在家里。因为儿子尚小，生活不能自理，我的工作又忙，所以妻没有出去找事干。我开玩笑说：“现在你成了真正的闲（贤）妻。”
说是闲着，其实她也整天忙个不停：做家务，阅读报刊，辅导儿子，深夜还在做针织。
妻常说：“要抓住男人的心，首先要征服他的胃。”她针对我和儿子两个男人的口味，买了食谱和菜谱，隔三差五地做些银耳莲子粥、枸杞鸡骨粥，还煲些黑鱼汤、乌骨鸡汤之类，至于桌上的菜嘛，那更是花样百出，色香味俱全，红烧排骨、宫爆鸡丁、乌江豆腐鲢鱼、辣子鸡、啤酒鸭……我和儿子常常撑得直叫胃疼，却还夹着菜往嘴里送，妻满意地看着我们的吃相，和颜悦色地说“‘宁可柜中放，不可胃里胀’，节制一些，好多病都是吃出来的呢！”凡来我家做客的人，都对她的厨艺竖大拇指。
妻不光是厨艺好，在针织女红方面更是样样在行。她织出的毛衣，穿在身上，长短大小正合身，选择的花型也很适合各种年龄和身材的人。你看我，人长得不怎么样，走在街上回头率却蛮高的呢！我很有自知之明，我知道她们是看我穿的毛衣。儿子的那件毛衣，胸前的图案是小白兔吃青草，看着好像是真能听见风吹草动的声音和兔唇咀嚼的声音。家中电视机、电话机、洗衣机的`套子和桌布，也都是妻用钩针织出来的。客人连连追问是从哪儿买来的，他们在市场上怎么就没发现。
针织、做饭本属于女人的分内事，没什么值得夸耀的；最让我吃惊的是她的梦想，她居然想当作家。空余时间她总是书不离手，名著、报刊看个不停，对文学的执着不亚于虔诚教徒。她常不厌其烦地找我探讨作者的写作意图，时代背景，脉络主题，逻辑错误等，弄得我只有招架之功，甚至常以一句“反正只能这样”搪塞。长久以来，我还真不服气，她居然把本该属于厨房的豆腐块炒到报刊上去了，连《京郊日报》、《杂文报》、《广州日报》、《深圳法制报》、《中国青年报》上都有她的名字了。妻还说，一个真正的作家，不要无病呻吟，哗众取宠，要关爱生命，关注生活，写出的作品要雅俗共赏，生命力强。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更应关注下层人的生存状况，特别是那些自食其力的下岗工人、身残志坚的创业者和田间地头的劳动者，要用手中的笔为他们鼓掌欢呼。
我听得嘴巴变成了“O”型，久久合不拢，我能说什么呢？贤妻呀，就按你自己选择的路走吧，祝你越走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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