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中国现代小说外部生发机制论论文
论文摘要：中国现代小说是随着中国社会转型而生成发展的。脱开小说本体或文化范畴的研究范式，通过对文化工业、现代期刊、稿酬、版税版权制度的探讨，可以发现中国现代小说生发的外部机制。
论文关键词：现代小说；文化工业；现代期刊；稿酬制度
当文学成为社会性活动时，就再也无法摆脱社会转型所产生的巨大势能的牵引，文学必然随之进行转化。19世纪中期以来，逐渐形成的世界市场成为推动中古老中国转型的强大动力，它不仅主导着社会能量的再配置，也推动着社会结构的日趋分化与重新组合，更促使着现代生产方式与产业种类的诞生。这为文学自身的转变与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物资技术和基础。文学活动开始‘由农业文明社会中的自作自赏的私人化行为转向以现代出版、印刷为基础的社会性操作特别是现代报刊杂志的产生与发展，为文学的社会性操作提供了现代性传播媒体。但是在对现代文学生成发展史的研究中，这些因素未能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被排除在研究视域之外。特别是当文学被纳入整个社会生产与运作的系统中时，忽略文学生发的外部机制的研究，只能说是一种不完全的研究。所以，不论是研究现代小说的生成史，还是整个现代文学的发展史，研究出版业、印刷业、期刊杂志及其运作机制，就是研究小说或文学的物资技术构成史。这是现代小说生发的外部机制，舍此一点去谈论小说的现代性生成是不完整的。
一、近代文化工业的兴起与中国现代小说的生发
近代文化工业是在大机器生产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中国的机器生产始于19世纪70年代的洋务运动。10年后民族资本主义工业产生，并迅速发展起来。据不完全统计到1894年，全国民族资本的新式企业已有151家，资本总额达610万两。(一次大战后，厂矿企业由698家猛增到1759家，资本额从33082．4万元增加到50062万元(随着资本主义新式工业的发展，交通运输业和邮电通讯业迅速发展起来。从1887年修筑津沽铁路起，到1894年，全国仅有铁路447公里，而1895年到1927年，新修铁路已达12702公里，到1297年，全国共有铁路13147公里。据估计，铁路到达地区的人口，约占当时全国人口的五分之一。由此可知，当时中国的交通运输网络已基本形成，它带来的直接成果就是市场网络在中国的初步形成。尤其是1906年晚清政府设立了邮传部，标志着新式邮政的诞生。这一切就为小说作为一种商品进行自由便捷的流通提供了最为现实的基础，并为现代小说的生发营造了生存场。重要的是，近代工业的迅猛发展同时促使了现代出版、印刷等文化工业的产生与崛起，传统的手工出版印刷业在现代机器生产的轰鸣中逐渐解体、淘汰。与之相应，现代报刊杂志纷纷出现。
随着西方现代出版印刷技术的输入，中国近代文化工业诞生并逐渐发展起来。嘉庆12年(1807年)，伦敦布道会遣马礼逊(RobertMorrison)来我国传教，秘密雇人刻版，为官厅所知，刻工恐祸将及己，举所有刻版付之一炬灭迹。嘉庆18年(1813年)，布道会派遣米怜(Wi11ianMi1ne)东来协助马礼逊。次年，马礼逊招收中国刻工蔡高为教徒，在马六甲设立印刷所，印刷书报，并创办华英书院。1844年，美国长老会设花华圣经书房于澳门，次年迁至宁波，1860年，改名为美华书馆。主持该书馆的`姜别利发明了电镀华文字模，并创制了“元宝式”字架，大大方便了排版工作。1884年，创办《申报》报馆及点石斋石印书局的英国商人美查创制了扁体铅字，称为“美查字”，进一步改进了印刷技术。
外国人在华开办的这些新式出机构及其先进的印刷技术，大大推动了中国出版印刷业的发展。1902年《大陆报》上有一则广告，从中我们不难窥见其影响之大。“自欧洲机器印刷之学兴，世界文明生一大变革。由是观之，机器印刷之关系，其重大可知矣。中国近时虽渐有用机器印刷者，然居简陋者多，精美者少，未足以为组织文明之具也。夫印刷之巧拙，即代表其国文明程度之阶级。泰西诸国注意于印刷之改良，倍加郑中，故所成之图画书籍精工无匹，而出版愈多，文明之程度愈增，国际亦固之以强。征诸日本，可为殷鉴，以我国千百年来绝不以此经意者，其优劣悬殊，殆不可以道里计矣。”这种影响可以从《小说月报》的出版者——商务印书馆的发展历程得到印证。下面是商务印书馆引进技术的几个重要时期：
1898年，引进铝版印刷机；
1904年，聘日本技师指导雕刻黄杨版技术；
1905年，聘日本技师从事彩色石印；同年，聘日本技师传授雕刻铜板技术；
1907年，开始拥有珂锣版印刷技术，且可印彩色；
1909年，聘请美籍技师试制三色铜版成功；
1912年，始用电镀铜版；
1913年，引进汤姆生自动铸字炉；
1915年，引进美国海立司彩色胶印机；同年创制仿古活字。
1918年，聘请日本技师传授马口铁印刷；
1919年，引进美国“米利印刷机”，后又引进双色米利机和双面米利机；
1921年，引进新式制纸型机。
大量先进技术的引进成为商务印书馆迅速成长的最为主要的原因，这也是当时中国文化工业得以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
所以，在谈到这段历史时，贺圣鼎感慨地说：“综观此过去数十年，吾国印刷术诚不可谓之无进步。历年派人至东西各国学习考察；同时不惜巨金，延选高等印刷技师，教授艺徒，故数十年间，印刷人才辈出，凡外国印刷之能事，吾印刷界自任之而有余，其技术之精者，直可与外来技师抗衡。吾印刷界先进借材异地，改革印刷术之苦心，幸稍成功”。
先进技术的引进极大地推动了我国出版业的发展，据光绪32年(1906年)6月“上海书业商会”出版的《图书月报》第一期统计，仅就人会的出版社来说，就有22家。它们的发展无疑极大地推动了中国文化事业的发展，特别是像商务印书馆这样的大型出版企业。对此，陈叔通在回忆商务印书馆时说：“在没有商务印书馆之前的书店，完全为商业，而且多是教会办的，以印圣经为传教服务，兼做一些生意，价值很小；所以可以说在商务诞生之前有书商无文化价值，商务诞生以后引起很多文化出版家，这是商务有开风气的作用”。
虽然这是对商务印书馆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的地位的评定，但它也透出那个时期现代出版业在现代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的作用。现代性的文化工业的发展为中国现代文学特别是现代小说的生成做好了准备。因为它们不仅为现代小说的运作提供了传播的物质载体——现代期刊杂志，更重要的是它们为小说的生成与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物质技术基础与保障。
二、现代期刊与中国小说的生成
作为近代文化工业发展的产物，现代期刊无疑成为其推动中国现代小说生发的最直接、最现实的手段。福特·马多科斯·福特在《回到昨天》一文中曾说：“艺术领域的运动——任何运动也一样——以惊人的速度使整个国家活跃起来，它的观念通过日刊、周刊、月刊源源而来，势如流水涌出孔穴，直到终于抵达季刊，惊扰院士们在故纸堆上的梦……”现代期刊的出现，不仅打破了传统小说的写作方式、流通渠道、社会角色及其运作方式，而且最终推动甚至是决定着中国小说由古代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换。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现代期刊形成发展的历史也就是中国现代小说生成的历史。
纵观中国现代期刊的发生发展，大体上可将其分为两类：一是外国人创办的，一是国人创办的。戈公振认为，“我国现代报刊之产生，均出自外人之手，最初为月刊，周刊次之，日刊又次之”。外国人到华办报的目的，多是为了宣传教会旨意，配合西方教士在中国的传教活动，扩大西方宗教在中国的传播，然而它却在客观上开启了中国现代期刊的生成。据戈公振考证，外国人在中国创办发行的第一份杂志是英国布道会教士马礼逊在嘉庆20年(公元1815年)创办的《察世俗每月统纪传》。此刊以载宗教事务居多，其余则是新闻及新知识。最初每期印500册，后增至2000册。每逢粤省县试、府试、乡试，由人携往考棚，免费发送，或托友人的游历船只，销售于南洋华侨居住的地方。此后，外国人在华创办的中文杂志渐多，如：《天下新闻》、《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第一份创刊于中国境内)、《六合丛谈》、《中外杂志》、《教会新闻》等。这些杂志除了刊载教会内容外，逐渐涉及诸如教育、科学、历史、文学等领域。到1906年，外国人在华创办的中文杂志已达18种之多。他们创办的这些杂志，在制作手段、编辑方法、版面设计、机械印刷、经营管理等方面，都为国人创办自己的现代报刊提供了现成的经验。特别是这些报刊上所刊登的诗歌、文章、小说等，已经从根本上动摇了传统的文学观念、创作方式、文体形式直至文学的整个运作系统，成为现代文学的先声。
19世纪50年代，国人创办的报刊杂志开始出现，最早的是伍廷芳创办的《中外新报》。最初发行时为双日刊，后改为日刊。分类记事，有“京报全录”、“羊城新闻”、“中外新闻”等。到了19世纪80年代，国人自办的报刊杂志大量出现，特别是维新运动前后，随着改良运动的风起云涌，各地报刊如雨后春笋，纷纷出现。如：《时务报》、《强学报》、《中外纪闻》、《国闻报》、《湘学新报》、《知新报》、《渝报》等。由于这些报刊为了适应当时政治形势的需要，所以对政治的鼓吹和宣传成为它们的首要任务，很少涉及到文学。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梁启超在这些报刊上发表的新体散文却在当时风靡一时，对古体散文造成极大冲击，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这可以说是现代报刊作用于新型文学生成的第一成果。
1898年6月4日，光绪帝实行新政，命令准许“官民”办报。一时间，全国报刊急剧上升，总数比1895年增加了三倍，还出现了《白话报》以及五花八门的消闲报刊。
这是中国报刊发展史上的第一次高潮。辛亥革命时期，报刊发展再次掀起高潮。据辛亥革命半年后的统计，此时全国的报社已达500家之多。据统计，从光绪二十年(1895年)强学会出版发行的《中外纪闻》起到民国元年发刊的《新纪元》止，先后创刊发行的期刊杂志就有238种。这种强劲的发展势头，由于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和深入更进一步疯涨起来。
据《北平各图书馆所藏期刊联合目录》、王哲甫的《中国新文学运动史附录》、阿英《中国新文学大系》和中央革命博物馆筹备处一部分目录及其书刊史料、索引统计，到“五四”时期，仅1919年，1920年两年时间内创刊的期刊杂志就近百种。 1291年到1927年春，六年间，创办的各类期刊杂志达500多种，超过了中国历史上以往各个时期所办杂志的总和。
另据《一九一九——一九二七年全国杂志简目》所列的杂志篇目统计，此间期刊共创刊发行621种。14秋翁谈及其迅猛发展的原因时说：“一、不许登记；二、纸张印刷廉价；三、邮递便利，全国畅通；四、征稿不难，酬报菲薄；真可以说是出版界之黄金时代。”由此可知，轻松的出版环境与先进的印刷技术等，为现代期刊的发展提供了无比优越的条件。
随着现代期刊杂志的迅猛发展，文学性期刊也迅速发展起来，特别是小说杂志，更成为这时期期刊杂志中绚丽的奇葩。从清末《新小说》创刊到“五四”之前，单以“小说”冠名的杂志就有二三十种。如：《新小说》、《绣像小说》、《月月小说》、《小说林》、《新新小说》等。此外转载或主载小说的还有《礼拜六》、《游戏杂志》、《繁华杂志》等。仅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的《小说月报》而言，从第1卷至第11卷，登载短篇小说就达430余篇，约250万字；翻译小说中，仅林纾的译作就有29种，100余万字。其中著名的如《双雄较剑录》、《亨利第四记》、《坎特伯雷故事》、《红箧记》等。19可以说中国小说自产生以来，从没有像这个时期那样繁盛过，那样倍受青睐，以至于一下子成为文学艺术门类中的“新贵”。现代期刊特别是小说期刊的发展使小说无论在体式上、观念上、审美特质上还是传播方式上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使小说完全挣脱了传统运作模式的束缚：在体式上，小说不用因考虑出版及印刷的制约而采用简约短小的样式；在观念上小说完全打破了“博奕视之，俳优视之，甚且鸩毒视之，妖孽视之，言不齿于缙绅，名不列于四部”的尴尬处境，也可以成为“经国之大业”；在审美特性上，注重小说的“意趣”、“叙事曲达”，以“动人兴趣为贵”；“在传播领域上，已不仅仅局限在少数人之间，小说在期刊上物化为商品后就在市场上自由流通，成为新兴市民阶层最为重要的精神消费品。在这一时期，小说的创作达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繁荣。据徐念慈的《丁未年(1907年)小说界发行书目调查表》的统计，这一年出版的小说达120种。而阿英通过对晚清小说发行量的调查，认为“书目上收的最多的，要算《涵芬楼新书分类目录》，文学类一共收翻译小说近四百种，创作约一百二十余种，出版期最迟是宣统三年(1911年)”。“而实则当时成册的小说，就著者所知，至少在一千种以上，约三倍于涵芬楼所藏。”仅就《小说月报》发表的小说数量也可见一斑：改革前《小说月报》发表短篇小说430余篇，改革后发表中、长、短篇小说510余篇，两者合起来，前后共发表小说近1000篇。之所以出现这种盛况，归根结底不能不说与现代期刊运作的成熟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三、现代稿酬、版权、版税制度与现代小说的发生
如果说文化工业、现代期刊等在物质技术层面上促进着小说的生成与发展，那么，稿酬与版权版税制度的产生不仅为小说的生成提供了制度层面的支持，缔造了现代小说的生产者，最终为现代小说的生成完成了人的因素的准备。1905年，清政府下令废除科举制度，兴办新式学校，推行西式教育。这一举措意味着以儒家思想为主体意识和思维构架的传统文人的生存模式的结束。在市场经济所提供的新的语境里，他们必须重新调整封闭的思维模式，寻求新的生存方式，重新定位与评价自我。文化工业的崛起与近现代报刊杂志的迅猛发展，为这批失去原有生存模式的传统文人提供了参与社会、谋求生存的机遇，他们开始转向兴办报刊杂志或从事出版，或进行职业写作。这就产生了中国第一批初具现代性的职业作家，其中，稿酬、版税制度则成为他们形成的最直接最重要的因素。
现代性的稿酬制度是随着文化市场机制的日益成熟而出现的。最初，在报刊上登载诗词文稿就像广告一样，作者需要支付部分费用，但随着报刊业的日益发展及其运作日渐被纳入市场机制之中，各报馆为了增加自身的竞争力，纷纷宣布诗文的刊登不再收费。《申报》创刊时就声明：“如有骚人韵士有愿以短什长篇惠教者，如天下各名区竹枝词，及长歌纪事之类，概不取值。”11各报馆为了获得较好的稿子，保持自己在市场竞争中的地位，对来稿逐渐实行有偿制，按字计酬。创刊于光绪28年(1902年)的《新小说》是我国最早的一份小说杂志。它在“本社征文启”中，对稿酬有了明确的规定：“自著本甲等，每千字酬金四元；同乙等同三元；丙等二元；丁等一元五角；译本甲等每千字酬金二元五角；乙等一元六角；丙等一元二角。”值得一提的是，这种酬金只是对小说、传奇、曲本而言，而杂记、笑话、游戏文章、杂歌谣、灯谜、酒令、楹联等，还“不能偏奉酬金”。此后，尽管各期刊的酬金标准不一，但都已基本实行稿酬，如《绣像小说》、《小说林》、《月月小说》、《小说时报》等。创刊于1910年7月的《小说月报》对稿酬标准也有明确的规定：“甲等每千字酬银五元。乙等每千字酬银四元。丙等每千字酬银三元。丁等每千字酬银二元。”并且，这一标准在其发行的不同时期，随着市场行情的变化又有着不同程度的调整。由此可知，在清末民初，小说的稿酬制度已基本确立起来。但是这种现代稿酬制度的确立，并非等于传统观念的完全消除。即使在小说稿酬制已非常成熟时，仍有的小说作者不愿接受酬金，如在《小说月报》的征文通告中往往注有这样的告知：“不愿受酬者请于稿尾注明。”由此我们也能体认出稿酬制度这一新生事物成长的艰难。
在稿酬制度日益成熟的同时，西方的版税版权观念也渐渐引人中国出版业并在其中成长起来。1899年，严复曾几次写信给时任南洋公学译书院院长的张元济，就《原富》一书的版税问题同张进行商榷：“此稿(《原富》)既经公学以千金购印，则成书后自为公学之产，销售利益应悉公学得之。但念译者颇费苦心，不知他日出售，能否与书价中坐抽几分，以为著书者永远之利益。”严复之所以提出此要求，是因为他觉得，“此于鄙人所关尚浅，而于后此译人所劝者大，亦郭槐千金市骨之意也”。这得到了张元济的赞同，并给其二成的版税。此事虽小，却从此开辟了写作者的版税观念，进一步为职业写作群的存在提供了物质与制度的保障。
同时，各出版商为了保护自己的商业利益，版权也日渐为其所重视。1907年《月月小说》第5号中有一则声明：“敬启者。本社所登各小说均得有著者版权。他日印刷告全后。其版权均归上海棋盘街乐群书局所有。他人不得翻刻。”《小说林》就当时的某些侵犯自己版权的行为也在进行严正的维护：“本社所有小说。无论长篇短著。皆购有版权。早经存案。不许翻印连载。仍有ＸＸ报馆将本社所出《小说林》日报第二期地方自治短篇改名《二诗文》更换排登。近又见ＸＸ报馆将第一期《媛香楼传奇》直抄登载。于本社版权大有妨碍。除由本社派人直接交涉外。如有不顾体面。再行转载者。定行送官。照章罚办。毋得自取其辱。”由此可见，随着文化市场的逐渐发展，版权已为各出版商所重视。
他们强烈要求有明确的法规来规范文化市场，保护他们的利益。宣统二年(1910年)，晚清政府颁布了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出版法——《大清著作权律》。它的颁布意味着文化市场开始纳人法制轨道。该律例分为通例、权力期限、呈报义务、权力限制、附则五章，共55条，对著作权、著作物的范围、取得保护的呈报义务、著作权的保护期限、著作权的权限以及侵犯著作权之处罚等，都做了明确的规定。《大清著作律》的出现切实保护了写作者与出版商的利益，认同了文学的生产性和商品性在市场经济结构中的合法地位，完成了文学的写作由传统的自娱自乐的私人化操作到参与市场流通公共行为的转变，为现代小说的生发提供了法律上的支持。虽然它诞生于清王朝覆灭之际，但是为后来各界政府出版法规的制定提供了参考。
总之，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几年里，无论是文化市场的初具形态，还是文化工业的迅猛发展，期刊杂志的大量创刊发行，版税、稿酬与出版法规等的逐步健全，都促进着中国现代小说的生发。这些因素构成了小说外部的生发机制，为中国现代小说的生成培育了现代运作场，并最终促进了它的生成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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