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与中国文化读后感
士与中国文化读后感
余英时先生所著的《士与中国文化》，陆陆续续读了两个多月的时间，才将全书浏览一遍，其中许多地方不乏是跳跃式的阅读，即使这样，自己从中也得到许多启发。其中最深的就是对文言文教学的起始段设在何处的思考。
本人也曾在中学和师范学校里读过一些文言文，但读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中的许多文言文引文时，深感吃力。有的只是一知半解，有的是囫囵吞枣，还有的只能是浏览后跳过，这对文章的整篇语义、语境往往会产生曲解，这样的读书应该是不科学的，然反观“70”“80”“90”后的人，文言文对他们的普及程度似乎更弱，欣闻此次高考有一学生用古代骈体写了一篇得高分的作文，像这样的学生是否应该得到保护，因为他大学的专业似乎与他的爱好并不相一致。由此我产生这样的思考，我们的文言文教学是否要前移，毕竟这是我们的国粹，从上一例子中也可得出，多读文言文的作品对文学素养的养成也是有利的，宁可压缩一些其他篇幅的学时，将中国文化传统中的精髓多多普及，这为今后的学习也打下了牢固的基础，不知我的见解是否有失偏颇。这是题外话，暂且打祝
应该说本人尚算一个读过一点书的.知识分子，按照意大利思想家、共产党领袖葛兰西对知识分子的定义：我们可以说所有的人都是知识分子，但并不是所有的人在社会中都具有知识分子的作用。那本人也就忝列为知识分子中的一员了，当然在社会中并不具有知识分子的作用。
余英时先生对中国史上的“士”的判断应该是正确的。他认为中国史上的“士”大致相当于今天所谓的“知识分子”(和我差不多)，但两者之间又不尽相同(在社会中并不具有知识分子的作用)。根据西方学术界的一般理解，所谓“知识分子”，除了献身于专业工作之外，同时还必须深切地关怀国家、社会以至世界上一切有关公共利害之事，而且这种关怀又必须超越于个人(包括个人所属的小团体)的私利之上的。因此，有人指出，“知识分子”事实上具有一种宗教承当的精神。(中国历史上的宗教又为何，普及度又有多少)
“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社会阶层而言，其出现的时代大概不能早于十八世纪。而余英时先生认为，在西方出现的具有知识分子性质的阶层，在中国先秦时代似乎已经出现，也就是所谓的“士”(只不过相似)。并认为中国的“士”自孔子以来便形成了一个延续不断的传统，两者之间在基本精神上有许多契合之处，但不能画等号。康德先生对近代知识分子精神则概括为“有勇气在一切公共事务上运用理性”。这与资中筠女士对方孝孺的点评相一致，她认为方孝孺之死与布鲁诺的死有明显的质的差异。一个是为帝王的“家事”操心，耗尽聪明才智、献出理想、忠诚和生命，对推动社会前进并无作用;而一个是为科学真理“日心说”而死。笔者以为，这也就是中国历史为什么封建社会意识形态较长的结论所在!
对“士”的进化，我完全赞同顾颉刚先生《武士与文士之蜕化》一文中的观点，认为“士”最初是武士，经过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变动然后方转化为文士。因为至少当时的历史条件限制了“文士”的产生，如文字、书籍等等，当然这是笔者自己一点小小的思考，与大家先哲不是在同一起跑线上的。顾颉刚先生对“士为低级之贵族”的判断，得到了大家的首肯，但我以为，这只是因历史条件限制而已，随着社会的发展，“士”只不过是舞文弄墨之人的归属性和自我定义。
余英时先生在“哲学的突破”这一节更让人们有所思考。由于哲学的突破，整个西方文明中，理性认知的文化基础由此奠立，哲学、科学、以至神学都跳不出它的笼罩。相反，我国历史上似乎在哲学、科学以至神学都是较弱的学科。
余先生在“古代知识阶层的兴起与发展”中用了孔子《论语》中的许多章节，笔者从李零先生的《丧家狗--我读〈论语〉》中一一找到对应的注解，这样才能更好地了解文章的精义和脉络，从中也能产生自己正确的理解。比如李零先生对“士”的注解为：“士”，即君子，也叫“士君子”，是贵族下层的一般称呼。而我的理解是：君子与贵族并不相通，庶民中也有君子，君子似乎更是跟人的文化素质、教养、信仰追求的结果。
余先生在“古代知识阶层的兴起与发展”第27页中有这样的描述，“荀子的时代，儒家与其他各派在政治上的竞争已达到白热化的程度，因此他(荀子)推崇儒家与排斥诸子(从结果看，是成功的)”。我在边注上写了“斥诸家，则不可谓士，故中国无士也。”第28页上，荀子主张在政治上“禁非道”。我在边注上这样写道：“禁不同意见，非士之人所为，即为，则不能称之为士也，只可谓‘犬’也。”第29页上，我这样写下了自己的认识：“政治化的士还能称之为士吗”第30页上，“将希望寄托在明君身上，此乃中国士之特色。”第34页，“国人之‘士’，为君王服务，又为君王利用。此乃中国一特色。”第36页：“士争名，而不争理。”第38页，我对齐国陈仲的评价，“此乃真士，一旦士与政治相互结合，似乎只能变成余先生所说的‘知识人’而已了，货与帝王，以求相当，与西方知识分子定义相去甚远。”第40页：“中国之士似乎开始时即为霸道与独尊而战斗，故在传统文化历史上，我们没有好的学术氛围，最终导致了现在的国民性。”
也许我们从来就没有什么知识分子，我们只有智识分子。像班达所言“真正的知识分子应该甘冒被烧死、放逐、钉死在十字架上的危险。”当然它的前提是如萨义德所说“我一向觉得知识分子扮演的应该是怀疑，而不是顾问的角色，对于权威与传统应该存疑，甚至以怀疑的眼光看待。”诚如余英时先生所言，“研究通俗文化史尤其不能以‘科学’为借口而持一种非历史德态度。”我们不能以18世纪后的要求来要求中国文化传统上的“士”，同样我们也不能借中国历史上一些圣人的片言只语，与近代知识分子画等号，这也是一种非历史的态度。因为我们本身似乎就缺少培养知识分子的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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