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长安去》读书笔记
《到长安去》这本书，说老实话，一开始看到新书推介的时候，我以为是一本翻译简牍里的故事并加以润色的读物——微博上这种形式的科普确实也有很多。但是收到书之后，从看到目录的那一刻起，我就突然明白，我对它的性质，做了谬之千里的判断。
怎么形容这本书呢。可能在我心里，已经把它当做了一门汉代历史通选课的教材课本，八个单元分别讲八个专题，涉及到汉代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两周讲一个单元的话，正好一学期刚好讲完——我也特别想建议萌萌去一些开设了选修课的高中开这么一门课，因为实在太合适了。整体看来，八章的内容非常整饬，而每章内部的设计就有意思了。每一章都是以一个故事作为第一部分。这个故事，跟我曾经设想的“翻译并略加润色”不同，基本上都是基于几种不同的史料文献的，称得上大胆的文学创作：比如把两个出现在不同简牍中，或者本身不处在同一时代的人物拼合到一起，发生一些看起来非常自然的碰撞。这些故事的可读性蛮强，也不需要什么知识储备，如果用话本小说的术语来说的话，可以被视为“入话”，或者再换一种说法，它们可以被视为在诗经中就极其常见的起兴。而第二部分往往是基于第一部分，它们叙述“入话”故事的文献来源，并围绕这些文献进行一些释读或者补充说明。从第一部分进入第二部分的过程，可以视为由文本本身，进入到对题材的“本事”进行探讨，这在一般对古代诗歌、小说等文学作品的研究中，也是常见的展开思路。而第三阶段，则又更深一步，进入了对于社会生活史的某一专题的阐释——这些专题并不是直接与第一部分的故事相关的，但是与它必然有某些内在的联系，比如从一个负责饮食的婢女讲到汉代饮食，从一个兵卒的故事讲到汉代的军事制度，如果说第二部分带有古代文学的研究思路的话，第三部分则是纯粹史学思路的，是排比证据，以各种细节勾勒出几条大的脉络。所以虽然篇幅上的平衡控制得很好，但实际上，每一章的第三部分，信息量是非常大的。为什么说适合做教材呢？因为第一部分的文学创作，适合当做课前自己阅读的预习材料，上课时用半堂课，以第二部分带着学生回顾一下故事，讲一些背景知识，然后可以用一堂半的时间来讲第三部分的历史知识。用现在的话说，叫做安排得明明白白；如果用个老词，就可以说是，粲然可观。
由于三部分的性质迥然不同，所以其间的文风也有显著的差异。第二部分第三部分虽然也有些带有想象与抒情意味的感慨，但是总体来说是以学术语汇为主。而第一部分的措辞，就很有特色了。其实第一部分的故事并没有选择非常浅白晓畅的语言，而是颇用了一些直接从汉代习语或名词搬过来的词汇，看起来并不是那么容易理解，甚至有一些可能会引发歧义。这种隔阂感，或者说“拗”的感觉，可以说是在写作中有意为之的，因此在字里行间的语气与描写，也都顺应着这种疏离。然而其中的情感却是充沛的——虽然并不一定激烈地表达出来，无论是悲是喜，总有种影影绰绰触碰不到的感觉，但是，隔着文字的重重帘幕，你仍然能看到舞人的身影，感觉到人物，乃至作者的喜怒与喟叹。怎么说呢，这种文风，给我一种看日本作家所摹写的中国古代故事，又被重新翻译成中文后的文本的感受——事实上，看完第一个故事的第一段文字，我的脑海里就跳出了芥川的《杜子春》。萌萌曾经在我炫耀收到书的微博下面说起过一些他在遣词造句中所追求的兴味，从我的阅读体验来看，他确实是，相当成功地达到了。
其实我国史学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都秉持着以重视“劳动人民”为出发点的史观。然而现在看来，那所谓的`“劳动人民”，其实仍然是洪流，是概念，是大趋势，是用现代的碗去装起的古代的水。以史为鉴，照出的终究是照镜子的人本身，而不是这碗水里本身的一条条鱼，一根根水草。我们仍未能从中清晰地看到一个个小人物的面貌。重视“小人物”，研究具体的社会生活，可能一方面是由于思想上的变化导致的——就好像一个人突然有一天在重看《神雕侠侣》的时候，想到了“被杨过背在背上当箭垛子的那个完全没有面目的襄阳小兵，他又有着怎样的人生呢”；一方面也是研究材料的丰富导致的：考古文物，图像资料，各种介质的文献记录——比较早的比如甲骨和简牍，比较晚的比如墓志，造像记和敦煌等地的文书卷子，在近年来得到了比较集中的整理，可以并且理应得到善加利用。个人是无法代表历史的——连皇帝和最重要的将相都不行，一个普通人当然更不值一提。但是，小人物就像摔碎的镜子，哪怕只有小小的一个碎片，仍然能够折射出一些时代的面貌。这些年来，物质史也好，社会生活史也好，医疗史也好，越来越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到长安去》可以说是非常明确地体现了对物质史和社会生活史的关注，也体现出了这些领域的一些大家学者对作者的影响。它勾勒出一个锅碗瓢盆家长里短甚至鸡犬之声相闻的汉代，而这些，往往是正式的历史课本里不去讲的。非常感谢萌萌注意到这些微不足道的人物在历史中的偶然的身影，像发掘文物一样小心翼翼地扫掉上面的土，将一个个碎片捧出来，用石膏为模，把它们复原成带着色彩和气息的形象，我从中不仅感受到了切实的历史信息，而且感到了作者的心意——他在对人物的经历和情感的设置中，表现出了令人动容的善意和悲悯，哪怕是在历史的大洪流中毫无还手之力，看起来只能随波逐流任由碾压的，再平凡甚至卑微不过的人，也会在故事里有那么一瞬间，松一口气，展露出一个笑容。而我常常就在这时，和他们一起微笑起来。这些笑容与第三部分里真实的，客观的，不带感情的数字和表格列在一起，让我想到我曾经那些看史书看到嚎啕大哭的夜晚。重视事实，保持客观，但是绝不忽视情感和人性，一个研究者对史学的责任感和爱，可能就从这几件事里表现出来。
说点题外话。作为一个文献狗，看这本书的时候，我还常常不由自主地想到古典文献学与历史文献学的区别和关联。目前出土简牍中的两大类内容，一类是抄写某些重要（甚至已经亡佚的）古代典籍的内容，一类则是法律、政令之类的文书或者是书写者个人记录之类的内容，前一种可能是古典文献学所关注的对象，可以与现有的定本文献进行对勘，甚至借以推翻现代学者对于某些典籍的认知；而后一种则为历史文献学提供了一大批新材料。与识字释文后直接当作史料用于历史学研究的历史文献学来说，其实古典文献学的一些内容——比如校勘异文，比如具有固定格式体例的提要的撰写——容易被认为是纯技术性的，带有“匠气”的工作。甚至不只是旁观者有这种态度（比如很多学校不把文献整理当做可以参加考核算成工作量的科研成果），连研究者自己可能都会被这种观念影响，在文献整理中渐渐变得机械，“唯手熟耳”而不自知。最近几年的文献整理工作中，我常常有这种感慨。所以看着这本书里关于释文的内容，我也是一直在想，文献整理，不论是出发点，目的还是关注对象，都不仅仅是文献，或者说文字的本身。文字的准确，是为了更加准确地显示出作品的原貌，作者的理念，或者直接表现出某些历史真实。文献工作绝不是一项可以不走脑子的工作，不管是古典文献学，还是历史文献学，都是一样。所以我常常说，文献工作就像是法医验尸，我们面对的可能是一团乱麻难以辨别的死掉的文献，但我们所能做的，绝不是按照流程量量伤口称称重量记录一下数字就完了。把支离破碎的尸块——其中甚至可能混杂着不止一具尸体——清理，区分，辨别，按照人体的结构排列，标示出具有什么部分，缺少什么部分，并且判断出死因，归纳出脉络，清清楚楚地交给警察去作为破案的依据，是我们的工作，它是以清晰的，一以贯之的学术理念为支持的工作。啊，不过跟尸体对话什么的实在是有点太主观太半仙儿了，没有那个学术能力的话还是不要学了否则容易剑走偏锋。
最后我还想再说一点。从看到“到长安去”这个书名，到看完了其中关于海昏侯女儿的那个故事，我脑海中始终响着两千年后，远在异国他乡的另一个姑娘的呐喊，“到莫斯科去！”——同样是从都城迁徙到外省小城的官员的女儿，全都是在美好的年华感到艰辛，乏味和不甘，同样是心心念念地想要到都城去，却始终未能成行。在那一刻，海昏侯的女儿，和契诃夫笔下的三姐妹，似乎产生了异世同调的共鸣。所以说，如果你被这个故事打动了的话——9月20-24号的《三姐妹·等待戈多》了解一下？大导的剧哟！现在可能还能买到票哦！（你这个不分场合夹带私货的脑残粉给我闭麦！！闭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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