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余的话

时间:2017-07-16 13:09:13 小学生类 我要投稿

多余的话

多余的话

话既然是多余的,又何必说呢?已经是走到了生命的尽期,余剩的日子,不但不能按照年份来算,甚至不能按星期来算了。就是有话,也是可说可

多余的话

不说的了。

但是,不幸我卷入了“历史的纠葛”――直到现在,外间好些人还以为我是怎样怎样的。我不怕人家责备、归罪,我倒怕人家“钦佩”。但愿以后的青年不要学我的样子,不要以为我以前写的东西是代表什么主义的。所以我愿意趁这余剩的生命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写一点最后的最坦白的话。

而且,因为“历史的误会”,我十五年来勉强做着政治工作。――正因为勉强,所以也永远做不好,手里做着这个,心里想着那个。在当时是形格势禁,没有余暇和可能说一说我自己的心思,而且时刻得扮演一定的角色。现在我已经完全被解除了武装,被拉出了队伍,只剩得我自己了,心上有不能自已的冲动和需要。说一说内心的话,彻底暴露内心的真-相。布尔什维克所讨厌的小资产阶级知识者的自我分析的脾气,不能够不发作了。

虽然我明知道这里所写的,未必能够到得读者手里,也未必有出版的价值,但是,我还是写一写罢。人往往喜欢谈天,有时候不管听的人是谁,能够乱谈几句,心上也就痛快了。何况我是在绝灭的前夜,这是我最后“谈天”的机会呢!

建国后的家庭,但凡家中有书柜的,必有领袖文集。没有有德国的大胡子,也有俄-国的小个子,当然最最少不了中国的大瘊子。六十年来一甲子,去年烟花特别多。收拾书柜,当年的“红宝书”仍在,只是常年少人摩挲,竟郁闷得微微泛黄,有如尿渍。而新华书店照卖“红宝书”,翻开一看,却是俞敏洪的'GRE。上一个时代的金口玉言,这一个时代的残花败柳。

我们见过太多英雄临死前的豪言。一例“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又一例“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甚至鲁迅笔下的阿Q也在懵懂中喊了一嗓子: “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但你可曾听过这样的遗言:“中国的豆腐也是很好吃的东西,世界第一。”这句没骨气的话,来自一篇文章《多余的话》。写这篇文章的狗熊,竟也是一位红色领袖,他的名字,叫瞿秋白。

少年丧母,他投亲靠友,尝尽冷眼后靠外交部的免费俄文培训有了一点糊口的本领。身为俄文专家,为继续研究俄-国文学,他以北京《晨报》记者的身份前往莫斯科。为了应付报社的稿子,他在专注自己兴趣之余不得不用心研究俄-国叉叉叉的报纸、杂志、书籍等资料。1922年底,陈独秀代表中国叉叉叉来到莫斯科。然而偌大一个莫斯科,除了这位瘦弱的书生瞿秋白,竟然一个俄文翻译也找不到。糊里糊涂,他被张太雷介绍进了中国叉叉叉。因为他的俄文水平,也因为他多少了解翻译了一些俄-国革命的资料,他被尊称为“马叉叉主义理论家”,在组织内的地位诡异地攀升着。直到“八七会议”,到达最高峰。

用现在的话来说,秋白同志是个人才啊!还是海归的!但他自己竟然说:虽然我当时对政治问题还有相当的兴趣,可是有时也会怀念着文艺而“怅然若失”的。一个政党的重要领袖,在资质和人民需要他的时候,竟然有这这样的幻想:“我愿意到随便一个小市镇上去当一个教员,并不是为着发展什么教育,只不过求得一口饱饭罢了,在余的时候,读读自己所爱读的书,文艺、小说、诗词、歌曲之类,这不是很逍遥的吗?”同志们,看呐!盘踞在我党高位的瞿秋白先生,竟然是一个近于托尔斯泰派的无政府主义者,竟然根本就不是一个“政治动物”!他分明就是为我们布尔什维克所鄙视的小布尔乔亚文艺青年啊!

一为文人,便无足观。文人优柔寡断、随波逐流,革命谈何成功?可是,同为文人,曾国藩“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为师为将为相一完人”;同为文人,李鸿章“一万年来谁著史,八千里外觅封侯”;同为文人,毛内个谁“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同为文人,瞿秋白却自言自语:“可笑得很,我做过所谓‘杀人放火’的共叉叉的领袖?可是,我却是一个最懦怯的,‘婆婆妈妈的’,杀一只老鼠都不会的,不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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